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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廷珍看着匆匆离去的阮元，不禁冷笑道：“这般心性，也能在南书房入值吗？”其实大考之后，乾隆也没有忘记他，给他升了国子监祭酒，可阮元又升了三品詹事，国子祭酒乃是从四品，依然比阮元低三级，故而他对阮元依然难以改观。
刘墉看汪廷珍神色，知道他或许因为一些误会，和阮元闹了矛盾，便上前劝解道：“汪祭酒，伯元他家中最近屡遭不测，故而想着告假，其实他原是个谨慎之人，老夫与他相识多年，这些还是知道的。”原本刘墉看汪廷珍这般神气，心中也是不喜，但汪廷珍毕竟也是当时后起之秀，刘墉知他学问其实不亚于阮元，故而不愿斥责。
汪廷珍道：“我听闻伯元家中，眼下只有老父，在扬州呢，他这番告假，又怎得皇上允许？况且告假即使皇上允准，也要再经吏部核准，他这般心急却是为何，难道皇上会当即让他告假吗？”回想起自己来这里，原本也有公事，对刘墉道：“刘大人，下官来这里是想找圣祖朝的《礼记日讲》，眼下国子监虽有了刻石，可在下以为，圣人经文，还是兼收并蓄的好。圣祖朝日讲主持，均是精于经术的名儒，所以下官想一睹《日讲》原貌，还望沈大人准许。”
刘墉道：“我执掌吏部，若是皇上准了伯元告假，我尽快为他办妥就是了。汪祭酒精于学问，又在国子监供事，想来是天下士子的福分。只是，汪祭酒也不妨放宽心些，不要如此苛责他人。”说着忙吩咐笔贴式，去取圣祖朝的《日讲》过来，汪廷珍自在殿中等候。不想过得片刻，身后又有一人过来，竟是那彦成。
那彦成见汪廷珍也在南书房中，忙问道：“瑟庵，你可知伯元哪里去了？我刚才进宫时，听说有人送信给伯元，他家中似有变故，我正要找他呢。”
汪廷珍道：“他刚才去给皇上上折子告假去了，也真是无知，朝廷体制都不懂的吗？告假也是一时就能批准的？况且又非父母有恙，他怎能告得假出来？想来是要白忙一场了。”
那彦成道：“瑟庵，你怎能对伯元如此说话？我等当年，原是同一榜的进士，如今不过三年时间，如何却要这般生分了？伯元家里的事，你到现在都不清楚？上个月末，伯元唯一的孩儿染了痘疾，已经去了。伯元的夫人伤痛过度，也一病不起，眼看着重病一个月了，今日他家中又传来急讯，只怕……瑟庵，伯元读书办事，你我都看在眼里，我实在不清楚，他有什么对不住你的，竟要你如此冷言冷语？不妨你说来听听，若是他确有言语不当之处，我叫他过来给你当面赔罪，还不够吗？”
刘墉不清楚汪廷珍真实心意，但也安慰道：“瑟庵，伯元我更熟一些，清楚他平时脾气，你是因他对旁人多加礼敬，反而不在意你这个同门，才不愿和他来往了，是吗？伯元平日就是如此，他不愿得罪任何人的，所以看起来对你们几个同门，可能就冷淡了些。若真是如此，下次老夫带他过来，和你道个歉，老夫今日也先帮他赔个不是吧。可是你和伯元，都是近年读书人里，有真才实学的后起之秀，你们若是能同舟共济，那是我大清的幸事，是天下人的幸事。老夫也不愿你们之间，因为一些小事，就伤了和气啊。”
汪廷珍原非刻薄之人，只是因为阮元高升，原本登科时得列榜眼的自己反要视阮元为上级，故而心生怨望。可仔细想想，阮元平日行事，并无半分得罪他之处。眼看那彦成同门情深，刘墉好言劝慰，心中这个结也就渐渐解开了。况且听那彦成解释了事情来龙去脉，他家中原本贫寒，又兼早年丧父，全是老母一力操持，抚养他长大，又怎能不知亲情深重？只觉心中一阵酸楚，道：“刘大人、东甫，是我的不对，我错怪伯元了，你们……你们都没有错，应该我去给伯元道歉才是。”
这时，一名笔贴式自门外走来道：“禀刘大人、那大人，皇上准了阮大人的告假，特命下官将阮大人的告假折子交给刘大人。皇上口谕，阮元此番告假，虽不合体制，但情有可原，特令刘大人无需再议，直接准假。”
刘墉、那彦成和汪廷珍都是又惊又喜，虽然阮元告假归家，也很难救下江彩性命，但乾隆居然破例给了阮元一个机会，自然是出乎三人意料了。刘墉取了请假折子，前去办理阮元告假事宜。汪廷珍也再次向那彦成致歉，毕竟各人都是同门，那彦成也没再责怪于他，答应他见到阮元，就帮忙转达歉意。
其实阮元去养心殿时，也没想到自己竟然可以当即得到乾隆准假。但乾隆听他说完事情缘由，竟然未加斥责，只是说如此告假，虽于体例不合，但毕竟缘起至亲，于情可悯，便让阮元归家了。当然，